这个冬季着实难耐，冷风一吹，气温急剧下降，空气干燥异常，病毒似也随之活跃起来。身边感冒发烧的同事显著增多，打开手机，全国各地病例新增消息接连不断，不少城市再度收紧防控措施，出门买菜都要多戴两层口罩，这日子至何时方休？其实翻阅历史书籍便知，中国人与瘟疫打交道，已历经数千年。
一场瘟疫死了九成人口
谈及古代那些大瘟疫，东汉末年的那场绝对属于最为惨烈的其中之一，《后汉书》记载“建安二十二年，是岁大疫”，这场瘟疫实际上从汉灵帝年间就已然开始，断断续续历经了上百年，那时北方连年处于战乱局势，医疗条件极为糟糕，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是痛苦到了极点，曹植在《说疫气》中描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意思便是每家每户都在放声痛哭，差不多每家都存在人员离世的情况。
最令人心里发慌的是人口的数量。在东汉末年直至三国走向晋统一的这一百五十年间，中国的人口由大约达五千万急剧减少到仅有五六百万，几乎死掉了十分之九。要是换算到当下，就等同于一下子消失了12亿人，就连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以及东吴的大都督鲁肃都没能躲过这场瘟疫，离世的时候年纪还不到五十岁。
张仲景家族两百人死剩七十
按现代医学研究的观点来看，当时所流行的极有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患病的人呈现出高烧持续不消退，呼吸感到困难，身上出现血斑的症状，而且死亡率非常之高。恰好在这样一种绝境的状况下，出现了一位对历史产生改变作用的人物——张仲景。他所在的家族起初有二百多口人，然而结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其中三分之二的家人都命丧于这种被称作“伤寒”的瘟疫之中。
张仲景内心痛苦万分，下定决心要探寻到能治病救人的办法，他几十年间四处奔波，足迹遍布南北，去各处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再结合自己临床积累的经验，最后撰写出一部《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后来被陶弘景称作“最为众方之祖”。可以这么讲，正是凭借张仲景所留下的这套辨证与施治相互结合的方法，在中国往后的时间里再也未曾出现过一次致使数千万人同时死亡这样规模极大的瘟疫。
古人隔离比西方早了千年
不少人觉得“隔离”乃是现代人所创造的，实际上汉朝便已然存在了。在公元2年，也就是汉平帝元始二年的时候，朝廷着手为疫情患者建好专门的“临时时疫医院”，将病人汇聚起来予以隔离医治，截断传播途径。这跟我们当下建造方舱医院、施行集中隔离的想法全然是同一思路，而且比欧洲早了起码一千年。
在明朝时，防疫举措变得更为细致，万历九年之际，山西交城县出现大疫，知县吴腾龙并未慌乱，他将城里所有医生召集起来，组建专门的药局，免费为老百姓发放药物并看病，地方官还得亲自坐镇，调配粮食与物资，安抚百姓情绪，这些行为与现代基层干部的防疫工作简直一模一样。
水井干净了病才能少
很早就被古人发现，渠道重要的瘟疫传播是水。所以之年每逢大疫，官府都会组织老百挖新水、掏井，保证清洁水源，防止病从口入致。当时这个办法虽是简单朴素，可确实救过不少人命。明朝还专门设立了惠民药局，派医生前往疫区巡视，免费发放药物。
民间存在着好些土办法，像是燃烧艾草，悬挂桃符，熏烤房间，尽管有些做法从科学角度来讲讲不通，然而却体现了人们自我救助的智慧。那个时候村子里哪家出现了患病之人，街坊邻居会主动地减少相互走动，家家户户都紧闭门户，这实际上就是最为原始的那种“居家隔离”。
明末鼠疫死了二十万北京人
1643年，这一年是明朝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爆发了一场鼠疫，这场鼠疫被称作“京师大瘟疫”，据记载，当时北京城一天之内就会有上万人死去，街上满是尸体，甚至连收拾尸体的人都寻觅不到，这场鼠疫再加上连年的灾荒以及战乱，直接促使明朝灭亡的速度加快并走向灭亡。
但这场灾难对医学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医生吴有性亲身经历瘟疫后，写成了《温疫论》，他首次明确提出，瘟疫不同于普通伤寒，其传染性极强，治疗方法必须不同，这本书成为中医温病学说的奠基之作，为后世抗击瘟疫提供了全新思路。
疫情像镜子照出社会的强与弱
瞻望华夏数千年的疫病历史，你会发觉一种规律，每一回重大疫病结束之后，要么是社会产生剧烈的动荡，人口急剧减少，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要么是医学实现突破，国家治理能力获得提升。自西汉至清末的两千余年间，有确凿记载的大型瘟疫存在321次，然而中国人凭借着隔离、消毒、草药这些方式，顽强地挺过来了。
如今，我们存有疫苗，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信息传播的速度相较于古代也快出许多。只要大家不放松警惕，勤洗手 ，戴口罩 ，少聚集 ，必定能够将疫情阻挡在门外。疫情虽说可怕 ，但更为可怕的则是恐慌与放弃。历经了这么多场大疫 ，中国人并不缺少应对的经验 ，所缺少的乃是每个人的坚持与配合。
疫患历经这数载光阴，汝可曾发觉吾等身旁各项防疫举措，实则诸多皆能于往昔先辈之处寻觅到踪迹？汝认为最令汝记忆深刻的“古制今用”之项为何？欢迎于评论区域畅谈汝之见解，且请将此文分享予身旁仍因疫情而忧心忡忡之友人。
